日前，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考古傳來捷報，在以往發掘取得豐碩成果的基礎上，此次祭祀區發掘面積1834平方米，新發現的6座坑出土編號文物近13000件，其中相對完整的文物3155件。大量新出土文物以無可辯駁的事實，澄清以往古代巴蜀研究的一些迷失，也進一步勾勒了中華先民早年突破地理疆域限制，在多民族交流融合中開拓前行的壯闊歷史畫卷。

相對于中原廣袤平原，巴蜀偏于一隅，向來以山高水遠著稱。李白曾以“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的名句描述巴蜀偏僻險阻的狀況。過去學術界流行的看法是，諸如四川這樣的巴蜀地區，文化多半是封閉的，與中原文化沒有什么實質聯系。如顧頡剛的《古代巴蜀與中原的關系說及其批判》一文就認為：“當時的蜀國本和中原沒有什么關系，直到春秋戰國間才同秦國起了交涉……不幸歷代人士為秦漢的大一統思想所陶冶，認為古代也是一模一樣的，終不肯說這一塊土地上的文化在古代獨立發展，偏要設法把它和中原的歷史混同攪和起來，于是處處勉強拍合，成為一大堆亂絲。”

三星堆大規模考古發現證明，自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少是晚期之末起，巴蜀地區與中原間就打破隔絕，開始往來交流，有時還是比較暢通的頻繁交流。且不說1986年出于三星堆1、2號祭祀坑的商代青銅容器，從本次發掘出土的若干新器物即可看出，巴蜀地區與國內其他地區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關系。3號坑、8號坑發現的銅尊、銅罍、銅瓿等，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銅器；3號坑、4號坑發現的玉琮，與甘肅、青海地區齊家文化的玉琮有明顯的淵源關系；3號坑、7號坑、8號坑發現的有領玉璧、玉璋、玉戈等，在河南、陜西、山東以及廣大的華南地區都有同類器物存在；各坑大量發現的諸多金器，則與半月形地帶古已有之的金器形制及使用傳統有頗多相似之處。

如此等等表明，包括古蜀人在內的生活在華夏大地不同區域的中華先民，雖然處于生產力極不發達的社會發展階段，他們仍以頑強堅韌和勤奮好學的精神，秉持友好交往和互通有無的態度，積極探索和借鑒不同區域的文明成果，以不斷提升和實現自己對美好生活的追求。而三星堆不同祭祀坑出土的神樹、頂尊跪坐人像、大量龍形器物及其紋飾等，則反映巴蜀先人在族類認同、宗教禮儀，以及對于天地自然的認識等方面，與華夏其他地區人群雖有區別，卻又有頗多相似之處。這無疑確鑿說明，三星堆遺址所屬的古蜀文明，作為華夏文明的璀璨明珠，既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華文化多樣性的生動演繹。

這次三星堆遺址祭祀區的整體發掘，采用跨學科聯合的科技手段，對近200個出土樣品進行碳14測年，解決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關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爭議。除5號坑和6號坑年代稍晚之外，3號坑、4號坑、7號坑、8號坑的埋藏年代基本一致，測年數據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為商代晚期，距今約3200年至3000年，而這批器物埋藏之前制作、使用、供奉的年代自然更為久遠。這不論是對準確考訂古代巴蜀文明及歷史，還是對中國古代歷史文化傳播路徑研究，都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

作為20世紀中國乃至世界偉大考古發現之一，三星堆遺址是一個擁有青銅器、城市建筑、文字符號和大型禮儀設施的燦爛古代文明匯聚地。它昭示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一樣同屬中華文明的母體，古蜀文明既有自己悠久而獨立的始源，又受到中華文明不同地域文化，乃至東方文明不同區域文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三星堆文化的青銅鑄造技術和玉石工藝，就是中原夏商文化與蜀文化交往交流、互補互融的產物。不過，古蜀人在文化的互通融匯中又有自己的獨到創造，如在接受中原禮器、酒器等鑄造技藝的同時，又生產出自身獨特造型的祭祀神器，在一定程度上堪稱具有鮮明個性特色的文化形態。

三星堆遺址大量令人贊嘆的豐富文物及祭祀坑多層累積的年代測定，還為如何看待和解讀蜀國古史傳說提供了新的參照坐標。西晉文學家左思著《蜀都賦》云：“夫蜀都者，蓋兆基于上世，開國于中古。廓靈關以為門，包玉壘而為宇。帶二江之雙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陸所湊，兼六合而交會焉。”東晉史學家常璩的《華陽國志·蜀志》曰：“蜀之為國，肇于人皇，與巴同囿。至黃帝，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為帝顓頊；封其支庶于蜀，世為侯伯。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對于諸如此類的蜀國古史傳說描述，盡管并非孤證，后者還見于《大戴禮記·帝系》《山海經·海內經》等典籍，但由于缺乏并無從進行確鑿的考訂，過去史學家多半持審慎接受態度。

三星堆考古表明，許多古史傳說并非空穴來風，而往往是有一定史實背景的。《大戴禮記·帝系》《史記·夏本紀》均稱，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為禹。這就是說，夏王與蜀王均為顓頊的后代，因而夏文化與蜀文化自應有一定的關聯。有趣的是，三星堆發現的陶盉和玉璋，與位于洛陽東部偃師境內的夏文化遺址二里頭考古發掘出的盉和玉璋，存在明顯彼此交流影響的痕跡。而依據《大戴禮記·帝系》《史記·楚世家》，包括楚先世在內的所謂祝融八姓也出自顓頊，巴蜀與荊楚之間也不乏聯系。這個傳說不僅已有若干古文字材料可作參證，也在近些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考古發掘中可見明顯痕跡。三星堆出土的一些青銅容器，顯然與湖南、湖北的同類出土品在形制上有淵源；而湖南長沙征集的楚公戈，年代是西周晚期，卻富有蜀戈的特色，蜀、楚關系可見一斑。

三星堆考古及探源工程，正在為我們掀開中華先民篳路藍縷、互學互鑒的神秘面紗，展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砥礪同行的演進歷程。這是對歷史的尋根，也是對今天的啟示和未來的展望。中華先民自強不息的開拓精神，激勵我們在民族復興的偉大征程中書寫更加精彩的歷史華章。

（作者：錢念孫，系安徽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安徽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安徽省文史研究館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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